以实践类型学的分析框架观之，马克思所确立的实践“首要性”在其自身之中已本质性地蕴含了“何种形式的实践是首要的”这一问题，并在后来演进为“劳动首要性”与其他“非—劳动”实践形式首要性之间的理论争论。通过对两者论证策略的对勘，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劳动首要性的论证既不是康德—阿伦特式的等级序阶化策略，也不是黑格尔—哈贝马斯式的等级进化策略，而是采用了特定社会劳动的历史生成这一阐释路径，因而显示出更强的理论合理性。

在康德哲学中，法权义务存在着外在性与无条件的规范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在康德强调的“法权义务是间接的伦理义务”的观点中得到澄清。将定言命令运用于人的特殊本性，就得到了伦理义务。考虑到人的特殊本性，伦理义务可以被区分出法权义务。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点，伦理义务必须被区分出法权义务。由于法权义务的基本原则可以从定言命令推导而来，因而法权义务属于伦理学。从法权义务可以被外在强制来看，法权义务是间接的伦理义务。我们不能把“法权义务是间接的伦理义务”理解为法权义务只是道德的手段，而应该理解为它是可以被外在强制的伦理义务。由此，从法权义务与伦理义务的关系来看，它具有无条件的规范性，从法权义务可以被外在强制来看，它又具有外在性。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语境中，艺术的“改良论”与“融合论”是两大主流思潮，而隐含于其中的“中西并陈论”却并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当时的艺术家与理论家汪亚尘是一个独特案例，他在先后倡导“改良”与“融合”后，最终选择“中西并陈”的理念，并且身体力行地以艺术创作实践对应，让我们看到一条不同于前述两条道路的第三条路径。而这条路径恰恰是我们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发展状况时未能深入的。今天学界多将汪亚尘视为“中西融合”思潮中的一员，对其“中西并陈”理念的理解并不充分甚至存在误解。本文旨在通过对汪亚尘的艺术经历及观念转变的逻辑分析，探究与还原“中西并陈”的本意。

华美协进社虽非专业戏剧社团，却与中国现代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其诞生前后，即1924年“国剧运动”在纽约发起至1930年梅兰芳访美，它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转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以杜威为核心的实用主义美学和以马修斯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演剧模式的引入；它倡导戏剧发展方向从“为人生”转向“为艺术”，积极探索戏剧的各种形式要素；它打破20世纪初中国对国外话剧的单向接受，努力建设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融合的“国剧”。本文对该社诞生前后中国戏剧发展轨迹的变化进行探讨，尝试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中国现代戏剧史。

东汉自杜笃《论都赋》以下，又有王景《金人论》、傅毅《反都赋》《洛都赋》、崔骃《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京都赋作。杜笃《论都赋》与是否定都洛阳有关，有“迁都”长安主题，可称作“迁都争议”赋；王景《金人论》以下至张衡《二京赋》，其实并非为“迁都”争议而作，可称作“迁都话题”赋。在已经作为一个“话题”出现的京都赋中，其结构、内容、形式、语言上都有一定的模拟沿袭现象，呈现出明显的“文本模拟”痕迹。班固《两都赋》，被范晔《后汉书》与萧统《文选》分别收录，性质上已经发生了从“史”到“文”的变化。《两都赋》“文学”经典化的真正开始，即肇始于萧统编纂《文选》并以《两都赋》为首篇。

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基础并不充分,推进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审慎。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企业合规能够预防犯罪以及起诉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后果，功利主义的利益衡量不能有力论证企业刑事合规实践的正当性，也难以回答道义论的质疑。企业刑事合规与我国刑事程序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逻辑相冲突，仓促推进程序立法可能导致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涉及公司治理的其他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即便立法，也应严格限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定严格的审查批准程序。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针对企业的缓起诉制度，但从保障企业权益、服务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明确行政监管在预防企业违法犯罪中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现有制度工具的作用。

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3批15个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企业合规从宽改革试点呈现出启动主体、启动事由与处置结果多元化的特点，监管适用前提不明、责任划分标准不清和刑罚激励根据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企业合规从宽处理的制度属性不明。企业合规不宜作为刑事政策或酌定量刑情节，而应当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融入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在实体修正上，可以在《刑法》第31条基础上增加两款，将企业合规在刑事实体法上明确为单位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事前有效开展合规建设的，作为“应当”型法定量刑情节；对于事后及时有效开展合规建设的，作为“可以”型法定量刑情节。在程序设计上，应合理划定适用范围、实质审查适用条件、刑罚激励的人企分离与确保涉案企业同意的自愿性。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和区域层面数据，从企业内部用工转型和外部数字生态赋能的新视角进行研究，系统分析了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深度的增加，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且有着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通过中介分析检验企业用工转型的升级路径，发现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可以通过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工、人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等机制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同时，数字生态禀赋在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深入带来的工资增长。本文为企业用工的可持续性和收入普惠增长提供了参考依据，并对促进数字中国建设和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着政策启示意义。

公务员是为公民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关键力量，其工作性质要求公务员具备较强的亲社会偏好。本文通过独裁者博弈实验、囚徒困境博弈实验、诚信测试等一系列经济学实验考察公务员是否具备更强的亲社会偏好，并探究公务员个体特征对亲社会偏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比大学生被试具有更强的亲社会偏好；女性公务员与男性公务员的亲社会偏好存在异质性，女性公务员和女性党员的年龄越大、任现职年限越长，亲社会偏好越强，而在男性公务员群体中则没有类似发现；公务员诚信水平越高，亲社会偏好越强。本文作为国内首个对公务员亲社会偏好进行探讨的实验研究，为提高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中的战略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力求建构一个中国式战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企业提升战略管理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指引，也为世界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一中国式战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于兵家思想独具特色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既逻辑严密又有助于与西方现代战略管理理论有效对接的“战略管理价值—战略管理主体—战略管理过程”框架体系以及包含人本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博弈思维在内的独树一帜的思维体系。

现代化离不开治理，治理也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特征决定了其治理主要体现为大国治理、文明治理、公平治理、环境治理、发展治理。世界现代化总体趋势决定了其治理是顺应和维护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绿色化、法制化、全球化的合作共治。治理视角下的国家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中国在治理主体、领域、制度和利益上应保持与世界良性互动，统筹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自身发展和共同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携手共进。

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吴玉章不仅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作出先行性的探索：阐发以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因子和理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参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搭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推动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吴玉章的相关著述和学术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吴玉章一生心系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吴玉章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于长期的教育实践，发展出三重定位，吴玉章在这三重定位下的思考和体会构成其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来源。在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吴玉章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为谁办社会主义教育、怎样办社会主义教育等关键问题。吴玉章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吴玉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经历了从“教育救国”的工读主义到“教育建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历史性转折，明确了“为国办学”“为民兴校”的根本主张，强调教育的社会性、生产性与阶级性，积极推进普及教育与培养新时期新青年的战略设计。吴玉章教育思想生动诠释了教育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对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价值导向；坚持教育“人民性”的教育目的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实践与改革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新时代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创新机制、文化建设使命、文化工作要求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升华，以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中华文明历史深处，阐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所折射的独特优势；以发展的理论眼光透视中华文明，创新性阐发“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实现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方法论自觉谛听中华文明的时代脉动，明确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逻辑展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向度。

普遍同质国家是科耶夫重要的原创性理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存在两个层次的样态：一是《法权现象学纲要》中所呈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二是作为向终极理想过渡的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结构。这一对人类终极秩序的哲学建构是基于其法权辩证法生成的：从为承认而斗争的人性化行为中产生平等和等价正义理念，对正义理念的适用产生贵族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经过两种互为反题的正义理念的相互渗透、两种法权的辩证综合生成平衡正义的公民法权，继而经过公民法权的辩证发展，在普遍同质国家中生成绝对法权。福山对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有多处误读，最甚之处是将普遍同质国家意识形态化为美式自由民主制。造成这种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福山不理解科耶夫的普遍同质国家是一种关于人类终极秩序的哲学建构，完全忽视了贯穿科耶夫历史终结论始终的法权辩证法。

共同富裕理论中存在着需要与平等两种正义观的交织。在不同的正义观下，共同富裕的理论图景、主要任务和实践方式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对于需要的正义，共同富裕的重点是基本需要的满足和美好生活之所需条件的不断提高和完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总产品和财富的增加，始终是需要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平等的正义，共同富裕的重点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防止两极分化，公平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构则是理论研究的核心。两种正义观并不冲突，然而，赋予哪种正义观以理论的优先性和实践的紧迫性，意味着我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共同富裕的不同认知及其解决方式的差异。当下，作为美好生活的基本需要是正义原则之理论建构和实践的优先任务。

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探讨共同富裕，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目前有三种主要的分配正义理论，即平等论、足够论和优先论。平等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同等富裕”，其达到此目标的方式是平等化，但它难以克服“拉平反驳”的诘难。足够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足够富裕”，并为“足够”设置了门槛，但它的解释和达到目标的方式难以避免模糊性和任意性。优先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帮助底层群体”，把底层群体的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它不仅在理论上是更合理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更可行的。

清初为整治旗下奴仆逃亡的“逃人”问题而出台严酷的“逃人法”，对窝隐逃人的行为惩罚特重，成为清初“虐政”之一。“重惩窝隐”的规定发轫于入关之初根据明律制定的临时管制措施，在满人推动下升格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因应于清朝国家构建进程，“窝逃罪”惩治措施在“逃人法”历次修订中争议频现，顺治中叶一度有着缓和倾向，旋因满人保守势力反击而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修订后重归于严。由于“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

互联网大大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密切程度，从而使主权观念得以依赖的空间与边界的确定性和绝对性在物理与观念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以开放共享为重要特征、既无绝对领土又无唯一最高权威的网络空间中，网络主权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理念、治理规则以及主权的维护手段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维护网络主权也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维护网络主权，应当提升对网络主权的共识从而增强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思想基础，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以提升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中的话语权，并通过增强网络安全能力以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促进网络技术创新，从而有效提升维护网络主权能力的自主性。

科技共识与宪法共识是政治共同体两种基本的共识形态，科技共识属于认知性共识，宪法共识属于规范性共识。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于维系共同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共识与宪法共识在价值上具有一致性。从历史的角度看，科技共识已经融入了宪法共识，两者互相影响，同步发展。在实践中，既需要利用科技共识促进宪法共识的形成，推动宪法实施，也应当将科技共识纳入宪法共识，在宪法共识下有效地发挥科技共识的功能。我们需要运用科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但面对科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应更加重视宪法共识的整合功能，在依宪治国的理念下合理规范并有效发挥科技共识的功能。

本文旨在讨论产品定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并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探讨相关关键因素在产品定制的“满意—成本”困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产品定制会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也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进而负向影响企业绩效。此外，企业数字化水平会增强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也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供应链整合虽无法增强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但会显著降低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企业库存周转率不仅会削弱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还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内部关联交易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

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是价值实现的新载体，可以在共同富裕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平台生态化演进、价值创造和分配为主线，研究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组织架构、组织行为以及组织关系。本文发现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是，重塑工业经济下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逻辑，对实体价值链进行模块化解构，增加整个生态的财富增量，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提升参与者共享价值创造的能力，形成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平台生态构建的价值共创网络呈现无界化的普惠趋势，驱动个体、产业和区域的融合共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和新场景。但是，平台生态对共同富裕的最终贡献率取决于其价值转化过程中共益和共毁的双向抵消效应，增强正向效应的影响力依赖于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有效规制。

就技术进步“共性”而言，当前数字技术及其在各产业领域的渗透和融合应用，能够发挥推动分工演进的内生作用，从而蕴含了数字化转型发展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理论逻辑。但从域观经济学角度看，数字经济具有更加独特的垄断形成机制及更容易形成垄断优势等“个性”特征，又会对资源优化配置产生阻碍作用。本文理论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会同时产生竞争强化效应和创新垄断效应，前者有利于推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后者则具有反向作用。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证实了上述两种效应同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能作用。

秦及汉初对于罪人犯罪逃亡，案发后即启动治狱程序，罪人尚未归案也可通过“论”定罪量刑，所论为“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重罪则需“命”。“命”是“论”之后削除民籍、载于命籍乃至公开通缉等多种措施的总和。张家山M336《亡律》简251—252规定了逃亡罪人在“命”后被捕得和自出的论罪方式，其论罪逻辑符合“数罪从重”原则。该论罪方式和逻辑与调整释文后的岳麓秦简《亡律》简051/2081、052/2039律文一致，但立法语言和律条结构在秦汉间发生较大变化。汉文帝刑制改革后，“命”适用罪名对应调整为“耐鬼薪白粲以上”，在西汉中期以后则逐渐突破重罪限定。从走马楼西汉简来看，确定“命罪”的原则演变为“加罪一等”。